抓地文俠

我書故我在新竹州圖系列之7

 

新竹街立圖書館與捐書人猿渡甚喜校長

 

王俊秀

清華大學人社院/清華學院榮譽教授

2023/ 2/2稿

 

新竹州立圖書館的前身為街立圖書館，新竹街為1903-1930年間行政區域，由隸屬於新竹廳到新竹州新竹郡，區域也由新竹城周圍擴大加入附近的14個庄（包括清大所在的赤土崎庄），直到1930年新竹街升格為新竹市止。1923年9月設立新竹街立圖書館，館址位於新竹俱樂部（東門3-67，電話211，現復興路與文昌街包夾之區域，生活美學館旁的中正台夜市），當時的俱樂部位於武德殿與公會堂之間（圖1）[1]，街圖就由俱樂部原有圖書室擴大成立之，館長由當時的藏田壽吉（1867-1933）街長（任期：1922-1928）兼任之，藏書1,480冊，也包括報章雜誌等，因此晚上閱讀者超過300人，其中本島人約有半數[2]。

 

 

 圖1：新竹俱樂部與新竹州立圖書館

資料來源：新竹市商工名錄，1933 

 

等到1925年州立圖書館成立，街立圖書館的圖書與設備無償撥到州圖去，完成了兩年（1923-1925）的歷史任務。接著新竹俱樂部於1926年併入新竹公會堂（現生活美學館）。街圖撥到州圖的包括1,480冊原街圖圖書以及當時的州知事古木章光（任期：1924-1927）捐贈的和洋書240本，共1,720本，但該批撥至州圖的1,720本在1929年10月時已註銷600本[3]。由於州知事捐給州圖的240本書不會有街圖的藏書章，也假設被註銷的600本內沒有州知事捐贈者，那麼有街圖藏書章的書最多剩下800多本，加上之後的疏於照顧，因此找到的概率很低，當在第五次南投探訪之旅時，終於找到一本街圖時代的圖書加上圖書章時（圖2），終於體會到學術研究「孤單的美」。

 

 

圖2：新竹街立圖書館藏書章

 

這本街圖的書為《農業經濟原論》（圖3），出版於1905年（明治38年）6月9日，著作者為佐藤昌農學士，校閱者為佐藤昌介農學博士，而校閱者排名在著作者前，出版者為東京文武堂，一起經銷的還包括東京博文堂與東京堂，書價為1圓20錢，當時算是高價書了。校閱者在前的原因終於揭曉，佐藤昌介（1856-1939）當年出任「開拓使御用掛」（公費留學生），於1883年留學美國（農政學），之後和新渡戸稲造於1899年成為日本首批農學博士，佐藤歷任札幌農學校校長、東北帝大校長、北海道帝大校長（首任）[4]。他和新渡戸稲造（1862-1933）多次前後期同學[5]，例如東京英語學校（一高，現東大教養學部）、札幌農學校（現北海道大學）、約翰霍金斯大學等。後來北海道大學還建了以他們兩位為名的宿舍：佐藤・新渡戸記念寮。

 

更有脈絡的是，原來作者的佐藤昌為佐藤昌介之甥，佐藤昌介於1931年回故鄉創花卷北高等學校，指定其甥佐藤昌擔任首任校長，當時的治校理念為：培養偉大的公民，此一理念一路延續到該校的櫻雲台精神及黑橋魂[6]。所以這本《農業經濟原論》的書是由佐藤昌高中校長與其伯/舅佐藤昌介帝大校長合作之：一位著作、一位校閱[7]。

 

至於出版社的文武堂，它是博文館（1887年創業：命名來自伊藤博文）的子公司，東京堂（1890年創業）的出版部門之一。文武堂於1891年由第一代大橋省吾所創立（本書的發行人），他是博文館創立者大橋佐平（1835-1901）館主的次男。而佐平夫人（須磨子）又是東京堂的第二代。第一代大橋省吾於1911年過世，其子大橋英太郎（1888-?）接棒，襲名其父之名省吾。且文武堂與東京堂為同一地址：東京市神田區表神保町3番地，即第二代的大橋省吾同時擔任兩堂堂主（法人化之後稱社長），不過，之後的文武堂就被博文館所吸收而成為其中一部份。

 

最特別的是，博文館在創立15週年的1902年6月15日，成立了收費私立圖書館：大橋圖書館（1902-1953）[8]，1951年依圖書館法停止收費（公共化），閉館（1953年2月19日）之後將18萬冊書（含10種文庫）轉到三康文化研究所的附屬三康圖書館[9]。其間的1950-1953年，圖書館還移到大橋進一的家（新宿區若宮町），直到閉館。

 

 

圖3：私立大橋圖書館藏書章

資料來源：三康文化研究所附屬三康圖書館

 

 

而大橋英太郎之兄大橋新太郎（1863-1944）則接了博文館館主，而長子大橋進一（1885-？）續接館主，並於1918年法人化成為公司[10]，成為首任社長。戰後由於其國粹主義的出版傾向而被歸類為「戰犯出版社」，又違反獨占法，被迫分成六社，原博文館消失。之後的1950年大橋進一之子大橋まさ設立博文館新社，繼續傳承博文之名號[11]。

 

東京堂社長則陸續由第三代大橋勇夫（養子，本名岩出勇夫：1912-1967）與第四代大橋信夫（1943-）接任，他於於2007年還被同業選為「日書連」（日本書店商業組合連合會）的會長，也由他自己主編《東京堂100年史》及《東京堂120年史》，目前由第五代大橋知広（1973-）繼任社長。

 

由上可知三者原來是有親戚關係的關係企業，無怪乎一起發行與行銷。因此本書的特色之一為，作者/校閱者為親戚，出版社們也是親戚關係。上述三家出版社會依照書的性質來安排出版、發行與行銷。文武堂如其名，除了出版一些文的書（例如本書），也出版武的書，例如由桜井鷗村（1872-1929）編集的海洋、孤島冒險類的翻譯少年冒險小說：世界冒險譚（1899-1902），該系列共出版12篇，文武堂11篇、博文堂一篇，大部份皆由桜井負責翻譯之。此外，桜井鷗村也翻譯了前述新渡戸稲造所出版英文書《BUSHIDO: The Soul of Japan》成為日文書《武士道》[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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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街圖之書《農業經濟原論》

 

 

圖5則是捐書人猿渡甚喜（1885-?），捐贈日期為1924年8月4日，當時的住址為新竹街東門外7番地（該編後地址為旭町1-6），而已選定興建的新竹州圖，其地址則是東門外27番地（該編後地址為榮町1-37）。猿渡的住所在新竹尋常高等小學校（現東門國小）對面的日式宿舍，即現在的迎曦大飯店，改建前就是一排日式宿舍[13]。

   圖5：捐書人猿渡甚喜

 

猿渡甚喜（1885-?）熊本市人，於1913年畢業自東京帝大農科大學（現東大農學院）[14]的林學科（森林系），次年擔任同學系助手，工作地點為1904年設立的台灣東京帝大演習林（56,031公頃，現台大溪頭林場）。1918-1921年轉任台南製糖會社，擔任社員技師，也負責樟腦業務。1921-1922年再轉職森林工業會社，一樣擔任社員技師。之後轉任教職，1922-1925年間歷任台北州第一工業學校（日人學生，現台北科技大學）教務囑託、台北州第二工業學校（台人學生，現台北科技大學）教務囑託、新竹州立新竹中學校（現新竹中學）教務囑託、新竹州立新竹高等女學校（現新竹女中）教務囑託等，當時月薪雖然高達190圓，但仍是特約聘用。於是猿渡在1925年7月考上了中學教師免許（執照）：博物科之植物類。1926-1940年間，擔任台北州宜蘭農林學校（現宜蘭大學）教諭，歷任校長特助、舍監、代理校長，其間敘位高等官四等正六位。1941-1945年間擔任新竹州桃園農業學校（現北科大附屬桃園農工）校長。圖6為猿渡親手寫的履歷表的第一頁。

 

 

圖6：猿渡甚喜履歷表

資料來源：國史館台灣文獻館[15]

 

猿渡在新竹中學擔任教務囑託的期間為1923年9月30日到1926年3月31日，前一年的1922年，新竹中學剛創立，首任校長大木俊九郎和6位同仁開始學校工作（包括教諭3人、書記2人、雇員2人）。接著另外五位在1923年報到，猿渡為其中一人。因此在1924年的職員錄中就一起出現了，當時全校有17位同仁（包括教諭9人：含校長、書記1人、囑託5人、雇員2人），值得注意的是囑託有5人，顯然正式師資招聘不易。囑託之中，月薪最高者為猿渡的180圓（算年薪2,160圓），當時校長年薪2,700圓、七等七級的教諭（有官舍者）1,800圓，比較起來，猿渡的薪水為全校第二高，僅次於大木校長，其東京帝大學歷及其森林的特殊專長可能為高薪的原因。有趣的是，同時段間，猿渡也擔任新竹高女的囑託，另外支薪15圓。囑託不是專任，因此較有彈性四處服務。

 

猿渡在1924年8月4日所捐的書，離該書出版日期約20年，算是農林相關的專業書籍，也視為向日本首批的農學博士佐藤昌介與新渡戸稲造致敬，而且新渡戸稲造還曾於1906年任教於猿渡的母校東京帝大農科大學。

如前述猿渡在新竹的時間為1923年9月30日到1926年3月31日，因此他經歷過兩所公立圖書館，其一為街立圖書館於1923年9月開館，州立圖書館於1925年9月開館，且都在步行範圍，從其宿舍到街立圖書館（新竹俱樂部）的距離為750公尺，步行約10分鐘，而到州圖的距離只有130公尺，步行2分鐘即達，且當時兩家主要的書店：榮文堂與犬塚商店也東門城附進，可謂猿渡居竹住於「圖書中地」了。更因為捐書，為後世留下了珍貴的街圖藏書章，再次彰顯了「我書故我在」的文化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