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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書故我在  新竹州圖系列8 

我書故我在：

新竹州立新竹圖書館（1925-1945）的前世今生

 原住址：新竹市東門外27（1925-1935）

改編後住址：新竹市榮町1-37（1935-1945），電話206

王俊秀

清華大學人社院/清華學院榮譽教授

2023/2/5稿

圖書館乃為記錄人類文化與文明發展的成果而設，日治時期曾先有過官民合辦的收費型公共圖書館：台灣文庫淡水館（1901-1906：原登瀛書院），閉館之後的書移至現在的台灣圖書館，亦可說台灣文庫淡水館為台灣圖書館的前身了[1]。比較之下，台灣最早的現代化公共圖書館則為設於基隆的「私立石坂文庫」，由石坂莊作捐錢、捐書1,300冊與建館，於1909年6月4日開館，後於1925年改稱基隆文庫（財團法人），再於1932年轉型（由私轉公）為基隆市立圖書館[2]，1934年的藏書為16,448冊[3]。同一年（1909年），清朝始建京師圖書館（現中國國家圖書館）、直隸圖書館開館（現中國河北圖書館）、圭亞那國家圖書館（卡內基免費圖書館）開放等。

圖1：基隆的「私立石坂文庫」

資料來源：頁16，陳柏良，《日治時期公共圖書館建築變遷》

回到有首位開台進士的新竹，不少文人家有藏書（經）閣（北郭園、潛園）與儒學、書院（明志書院），但不對外開放。雖然1749年（乾隆14年）的《重修臺灣縣志》中曾出現「書籍庫」一詞，典藏26部。書院中，宜蘭的仰山書院留下了藏書目錄，計40部165冊[4]。鹿港的文開書院留下了藏書最多的記錄，計2萬多部30餘萬冊，且部份購書來自罰款[5]。但是否有圖書館性質，未見討論。開台進士鄭用錫擔任過院長的明志書院曾留下：無論講學內容、藏書類別、培養人才均為淡水廳儒學之優，唯藏書類並無文獻可考，倒留下了明志書院停車場。1904年新竹廳官員、教師、警員、辯護士等官民成立「攻學會」自學組織，設於新竹尋常高等小學(時校址在現新竹幼稚園園址)。1906年該會在小學內設立了「新竹攻學會文庫」以供會員閱覽，非會員則須繳費始可使用，次年則採取會員制，會員月繳會費10錢。為新竹第一所圖書館。[6]同時期還有新竹文庫（新竹俱樂部）與警務部警察文庫的設立（參見另文）。

本文以「我書故我在」為研究主軸，因此以找到的圖書藏書章作為證據（圖1），來探討相關歷史，以下為本文引以為據的兩間新竹公立圖書館：街立圖書館與州立圖書館：

圖1：新竹街立圖書館藏書印                新竹州立圖書館藏書印

作為首間公共圖書館的新竹街立圖書館於1923年（大正12年）9月開館[7]，位於新竹俱樂部，預算2,787圓，藏書1,480冊（其中洋書30本），日平均讀者為49人（剛開館時的幾個晚上號稱每晚超過300人），當時為新竹州唯一的公立圖書館，由街長兼任館長。同一年，台中州立圖書館已於5月成立，藏書1,772冊（其中洋書330冊）。此外，台南州則已有11間圖書館，包括三家私立圖書館：東石、斗六與北港。而台南圖書館在同年（1923）12月開館，當時藏書為4,738冊（其中洋書153冊），為除了總督府圖書館之外（當年86,105冊），島內藏書最多者。

   
圖2：新竹俱樂部（新竹文庫、街立圖書館）

資料來源：《新竹大觀》。

 1923年4月16-27日，東宮裕仁皇太子（後來的昭和天皇）展開了台灣行啟，並在4月19日訪新竹（新竹驛：車站、新竹州廳、新竹尋常等高小學：現東門國小）。因此而產生的紀念事業的提案，其中之一就是州立圖書館，另有屏東與鹿港。

  
圖3：1923年行啟的新竹驛      圖4：1923年行啟的街頭迎賓門

 資料來源：郭雙富、王佐榮，2019，《東宮行啟：1923年裕仁皇太子訪臺記念寫真帖》，蒼璧出版社。

 新竹州協議會於同年12月12日全體一致同意設立紀念圖書館，並自1924年5月1 日起由州知事佐藤 勸（1877-1925）發起全州募款[8]，於12月時已募得3,5278.84圓，其中一萬圓成為購書基金，該館由時任新竹州內務部土木課的宇敷糾夫建築技師設計[9]、巽彌兵衛請負業營造， 於1924年12月28日起動工興建（建築費用計2,4009.95圓），於1925年7月31日落成，8月4日以指令3875號獲設立許可，並於8月31日（天長節）開館，隔天的9月1日開始啟用[10]，成為一所州立民捐公營的公私協力型圖書館。

圖5：宇敷糾夫建築技師與巽彌兵衛營造者像

資料來源：WIKI COMMONS、《專賣事業人物》

該館地坪877.3坪（表1），空間包括事務室、兒童室、一般閱覽室、特別室（兼婦人室）、書庫。其中閱覽室有86個座位，兒童室36個座位、特別室10個座位、新聞閱覽有六個座位。1932年圖書館空間整修，包括書庫與兒童室，並於7月4日以童話會的方式為兒童室重新開館，從此每個月舉辦兩次童話會，成為新竹州圖的特色。因此1937年的平面圖3可見到空間的調整，例如後來婦人室獨立設置（16席）、增設兒童書庫與出納台、一般閱覽室90席、特別室12個座位、兒童室改裝增加至72席、婦人室16席，共190席。當然也見到了廁所、辦公室、值夜室、工友室、二處出納台（借還書台）及書目錄卡室。一般書庫在兒童室與婦人室的後方以及二樓，但兒童書庫單獨設立於兩處出納台之間。

圖6：新竹州立新竹圖書館（招牌及浮雕）

資料來源：小山權太郎，1930，《新竹大觀》

圖7：新竹州圖之平面圖

資料來源：背頁，《新竹州立新竹圖書館一覽》，1937。

表1：新竹州立新竹圖書館空間配置

資料來源：敷地及建物表，《新竹州立新竹圖書館一覽》，1925、1937。

作者整理。

新竹州圖一開館就制定了各項館則，包括新竹州立新竹圖書館規則（1925州令第九號）、新竹州立新竹圖書館外閱覽規程（1926/3/16）、新竹州立新竹圖書館巡回文庫規程（1926/3/15），之後又於1930年制定了《新竹州圖圖書館だより發行辦法》，7月30日發行創刊號。當時台灣只有兩間州立圖書館，另一間為台中州立圖書館，早於1922年3月以州令15號設立之，地點在台中俱樂部內，並非如新竹州圖的東宮太子紀念事業。但是1928年的新館建設（台中市大正町1-2）則也是秋季御大典紀念事業了，且也是由州知事發起募款：台中市12,000圓、各郡13,000圓、銀行會社10,000圓，由田鐮次郎設計。台中州圖設有讀書俱樂部。有趣的是，兩個州立圖書館的紀念事業都為了同一個人：1923年訪台的東宮裕仁皇太子，他於1928年11月10日即位成為昭和天皇。此外，台中州因應御大典，還增加了兩所公立圖書館，名稱上加上御大典紀念：北屯庄御大典紀念文庫與御大典紀念烏日庄圖書館[11]。

新竹州圖開館三年後的1928年時，全台有58處圖書館（表1），新竹州又增加了四處圖書館，截至1932年，新竹州已增加至七間圖書館，但未有私立者（表2）。當然領頭羊為1915年成立的官立的台灣總督府圖書館[12]（現台灣圖書館）， 1926年時其藏書已破10萬（100,901冊）大關[13]，更由它領銜制定各種規則、細則與制度（例如1923年的公立私立圖書館規則、巡回書庫：1922年規則第6章、圖書委託：1922年規則第5章、曝書等[14]），因此開始推動了兒童室（1916/7）、圖書外借（1922/8）、巡回書庫（1922/9）、圖書館講習會（1923/10）、全島圖書館協議會（1927/12）、圖書館週（1922/1-）、紀念圖書展覽會、全島公私立圖書館館長會議（1936/11）、圖書修理講習會、圖書館事務研究會（1936/12）等[15]。

其中第12次的圖書館週（1932/1）由日日新報社、台灣帝大與總督府圖書館倡議，於1933年4月12日成立了「台灣愛書會」與6月創刊的《愛書》雜誌，總督府圖書館的山中館長擔任發起人與理事，會長為台北帝大校長幣原坦，副會長為日日新報河村徹社長。在三者分工的部分，總務會計部份的辦公室設在總督府圖書館，另外編輯業務則設於臺北帝大附屬圖書館內，而會誌的印刷及活動、聚會場地的提供由臺日社負責[16]。 會員共有115人，台北帝大有45人（學者30人、圖書館15人）、總督府圖書館有10人、台北高商11人、台北高校8人、日日新報6人等。各地圖書館（新竹州圖、台中州圖與台南市圖）各有一位為會員，新竹州圖的會員為北野嘉重（1888-?）。北野為琦玉縣人，於1909年3月畢業於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科甲班[17]，歷任小學校教員、公館公學校教諭、九芎林公學校校長、桃園公學校校長等職，1932年4月由桃園公學校校長退任後，改任州圖雇員，協助圖書館業務。之後任頭分庄長、台灣都市計畫委員會委員等職。此外，新高堂的村崎長昶（1870-1950）也在會員名單之中[18]，顯然愛書的人多一些，買書的人就會增多了。新高堂當年的暢銷雜誌如《主婦之友》、《少年俱樂部》、《少女俱樂部》等皆在圖書館雜誌名單之中。不過列在新竹州圖的 《中央公論》與《改造》，卻不在新高堂經銷範圍內，因為該等雜誌常會批評台灣總督府的施政，因此由榮文堂透過日本的出版社採購之。

上述的曝書條款最先出現於總督府圖書館規則的第5條第4款，時間定為9月或10月之內的15天。新竹州圖則置於其規則的第4條第4款，時間為9月或10月之內的7天。曝書本為防止蟲害，拿出去曬太陽的作業稱之，後來成為年度藏書盤點的代名詞，當然得休館了，所以1936年州圖開館328天。每日平均讀者數為357人（男330、女 27），日閱覽圖書為653冊[19]。

第一次圖書館協議會於1927年12月12-13日舉行，共有50人參加，協議（提案）事項有七項，新竹州圖的提案為簡易圖書館的普及案、台中州圖提的是圖書館職員的優遇案等，會中並成立了台灣圖書館協會。新竹州有七位代表出席，其中包括州館長佐佐波外七與主事太田雄治郎（囑託）。閉幕聚餐在江山樓，14日其中20人還南下參訪了新竹州圖，中午在州廳和知事一起用餐，之後各自返回任所。而主要推動者的山中樵（1882-1947）館長（任期：1927-1945）就成為當時的圖書館界的人標了[20]，並且屢履出現在各地圖書館的消息中以及考古、文化、民俗與建築等雜誌中，甚至列名在赤崁樓的古碑修復委員中。

此外，始政40年台灣博覽會中並未有圖書館的角色，反而在始政30年（1925年）6月之紀念展覽會時，總督府圖書館於6月17-19日間舉辦了一次盛大的記念圖書展覽會，將那些典藏著的台灣史料、珍貴圖書、外國語辭典拿出來展覽，也沒有忘記平常不上圖書館的族群，也將美術、廣告、運動、娛樂、家政、手藝等圖書一併挑出展覽，而藏書9萬冊的書庫也開放參觀。18及19日18日下午三時並安排木村匡[21]（1860-1940）演講與西岡塘翠[22]的童話故事，19日下午則有由永久春水、北村寒月試演的由久門南海與戶川耕三所創作的狂言書（古典話劇），該書（圖7 ）於1924年由同文館出版，因此也入庫到總督府圖書館中，並由並河直廣館長與作者們商討，讓其中的幾個劇目得以在總督府演出。

圖8：1914年出版之狂言創作書《お伽狂言》

總督府圖書館也大立推動成立各級的圖書館，包括前述的新竹州提案之街庄簡易圖書館，之後新竹州新設了頭分與後龍兩簡易圖書館（表2）。由表1可見圖書館從1928年的58所增加到1941的86所，其中私立由9所減為5所，其中之一的原因為私立轉公立，例如上述之石坂文庫（基隆文庫）轉為基隆市立圖書館、三峽通俗圖書館轉為三峽圖書館、海山圖書館閉館、財團法人台東獎學會附屬圖書館（1923/11）移轉至台東街圖書館、私立竹南圖書館轉移成竹南庄立圖書館等。

新竹州立新竹圖書館率先成立之後，州廳也大力推動地方公立與簡易圖書館，最多時有八所圖書館，有私立、街立、庄立、州立與簡易，但沒有市立者（要等到1948年）。新竹州歷史中出現唯一的私立者為竹南圖書館（1925/8-1928/12），當時的藏書為293冊，館長為陳羹梅（1885-1962）庄長，他是「中港陳家 」（在今苗栗縣竹南鎮境內）的代表人物之一[23]，先後擔任中港區長（1916-1920）、竹南庄長（1920-1938）、新竹州協議會員（1936-1940）、竹南鎮長（1945/10-1946/3）等。

1941年時的五所私立圖書館為：台中州員林文庫（1927/2）、埔里青年會文庫（1925/3）、台南州北港圖書館（1924/5）、東石圖書館（1924/5）及澎湖文庫（1931/8），藏書都在1,000-3,000冊之間。而公立較多者包括台中州（32）、台南州（21）及台北州（17），新竹州的8與高雄州的6算是敬陪末座了。主要城市圖書館為市立者包括高雄、屏東、台南、嘉義，其它有街立、庄立等，州立者只有新竹與台中。

表2：1928、1934、1941年台灣圖書館數（新竹州）

資料來源：島內公立私立圖書館數，台灣總督府圖書，1928、1934、1941，《台灣總督府圖書館要覽》

作為龍頭的總督府圖書館更負責制定圖書的分類編碼，採用「和漢圖書分類法」[24]，且與時俱進，增加新的類目，且全台的圖書館一起配合採用之，以建立編目系統，共計10大類（表3），當時將每一本入庫的圖書目錄卡放置於目錄櫃中，因此圖3平面圖中出現了卡片室。依歷史文獻之記載，美國哈佛大學於1861年就已將圖書目錄卡片開放給讀者使用，新竹州圖也應該如此，透過目錄卡片，再由出納手到書庫拿書，當時尚未採用開架式。在表2中，台灣總督府圖書館其1941年的藏書中，以總類（或稱不分類）最多，其中為3類的文學/語學與5類的法制/社會等，新竹州圖1937年的藏書約為總督府1/10的規模，數量排名亦同。至於總督府的購書經費，排名第二的反而是第4類的歷史/地誌，可能包裝單價高的地圖。不過，後來圖書編目系統改變與採用自動化作業後，日治時期的圖書目錄卡與目錄櫃已成文化資產。

表3：1941年總督府的圖書分類編目系統

資料來源：頁1-56，台灣總督府圖書館，1917，《台灣總督府圖書館和漢圖書

分類目錄》。

此外，購書也會委託書店代為採購，例如台灣總督府圖書館主要委託新高堂書店，而新竹州圖書館委託榮文堂書店。新高堂書店為當時台灣最大的書店，位於榮町1-20（現衡陽路與重慶南路路口東方大樓），離總督府290公尺，新高堂將認為適合的圖書雜誌先逕送到圖書館特設的書櫃中，由圖書館挑選之，留下來的就進入購書會計程序，沒被挑到的就送回新高堂，等於新高堂先挑書的概念[25]，當然它自己出版圖書與教科書也順勢進入特設的書櫃中。顯然總督府的購書經費相對豐沛，表2為1941年的購書費累計，從成立的1915年至1941年，購書費達3.39億圓。

                                               圖9：新高堂書店

                     資料來源：1911 年最新臺北市街鳥目全圖：城內部分。

（高傳棋、左岸文化）。

在新竹，州圖主要委託榮文堂書店代為購買圖書[26]，當時台灣的書店分三流，一流為台北的新高堂、文明堂及衫田書店、台中的棚邊書店、台南的小出商店等，二流書店為基隆的新原書店、新竹的犬塚書店[27]、嘉義的吉川山陽堂、高雄的南星書店及山形屋書店、花蓮港的並木學生堂[28]。顯見新竹的榮文堂並未入流，但作為州圖的委託代購書商仍能達成任務，它的程序和新高堂不同，先由州圖挑書，再由榮文堂採購。州圖由於使用基金的利息（650圓）購書，後來州也提供購書預算加入一起購買，以1937年為例，當年圖書館預算為7,634圓，其中購書費為3,100圓，再加上基金650圓，有購書費3,750圓，類似的預算規模，1936年就增加1,042冊[29]，但可能包含一些寄贈者。

                                              圖10：新竹市榮文堂書店

資料來源：頁52，小山權太郎，1930，《新竹大觀》，臺南新報臺北印刷所圖書

出版部。新竹市文化局：

https://hccg.culture.tw/home/zh-tw/shinchikushi/267366。

在州圖的藏書中，書報雜誌為常態性提供，且為一般閱覽者最常接觸者。 1927年時，館內有14種報紙（13日報與1週報）、11種官府州報與50種雜誌，內含少年男女與兒童雜誌25種：少年10種、少女10種、兒童5種，計75種[30]。過了三年（1930年資料）它們包括45種雜誌、35種報紙（含官報）與兒童雜誌17種，計97種。報紙中包括大家耳熟能詳的《台灣日日新報》、各州的州（時）報與市廳港報等，但也有來自本土的《大阪朝日新聞》、《大阪每日新聞》、《讀賣新聞》、《經濟新聞》以及其它殖民地的《京城日報》（朝鮮）與《滿州日報》。雜誌之中則有很受歡迎的《文藝春秋》、《改造》、《中央公論》、《世界畫報》、《主婦之友》、《朝日》等，更訂購有《キング》（KING：1924-1957）大眾娛樂雜誌（月刊），該雜誌為日本出版史上首次發行百萬冊的雜誌，由講談社所發行，大發利市，也出現了競爭對手，如前述《朝日》（博文堂）與《平凡》（平凡社）等，之後又陸續訂閱《日の出》與《新潮》（新潮社）等大眾雜誌。不過1943年《キング》（KING）名稱因為美日開戰而成為「敵性語」，還因此改名為《富士》[31]。

表4：1937年新竹州之公立圖書館

資料來源：頁83-84，台灣總督府圖書，1935，《台灣總督府圖書館要覽》，

開館20週年紀念。頁38，台灣總督府圖書，1941，《台灣總督府

圖書館概覽》，註：苗栗三叉庄立圖書館曾被核准設立，但後續未

見相關文獻。

新竹州圖成立時，原先設於新竹俱樂部的街立圖書館閉館[32]，將1480冊圖書捐贈到州圖來，另外當時的州知事古木章光（任期：1924-1927）捐贈和洋書240本。但街立圖書館的1640本中在1929年10月時已註銷600本[33]。州圖採用圖書購入基金（1萬圓）的方式，以其利息（6分五釐）來購書，即650圓（或750圓：100圓為上年度餘額），預估每冊平均2.5圓，可買300冊。另外再加上州預算內的購書費。州預算的科目為「圖書館費」，下分四項：雜給、館費、旅費與修繕費。圖書費在館費項目下，例如表3之1925其圖書館費為5263圓（50.5%），其中館費為3,760圓，內含圖書費2,660圓[34]，如前述基金預估的每冊平均2.5圓，可購買1,064本書。1942年的圖書館費則已近萬（9849），其中圖書費3100圓（31.5%），比例其實是下降的，但可知1941年藏書增加了2,165本書（包括捐贈者）[35]。

表5：新竹州圖歷年之藏書量與經費

資料來源：《圖書館だより》，41號：頁1，昭和8年（1933）年1月10日。　

新竹州圖的巡回書庫自1926年10月開始，至州下八郡的郡役所與街庄役場、小學、街庄立圖書館，每次展覽期間四個月，先以250本書試辦之，每一次都有五萬人的閱覽次數，例如1929年就有59,253人次。1934年的資料顯示，在新竹州巡回的書達1,111冊（其中780冊為童書），去過9個地方辦理了18場，其中10處專門提供兒童書籍，其中新竹州圖占了6場（3場為童書）

依「新竹州立新竹圖書館規則」，圖編制為館長1人、主事或司書1人、書記1或2人、雇員2人（含會計）、出納手2人計7人。但由於不少人為兼任（例如館長、會計、司書、書記），因此專職在圖書館者只有書記1人及出納手兩人。而出納手多為本島人士，例如1930年代的蔡石國與蔡石福兄弟檔。[36]新竹州圖前後共有13位館長，所有人皆為州教育課長兼任之，並再搭配地方理事官或囑託，成為圖書館主事，例如

如果論及州圖的前世，那麼短短兩年的街立圖書館館長也應該被記上一筆，藏田壽吉（1867-1933）為當時的新竹街街長（任期：1922-1928）與州協議會會員，曾參加過日俄戰爭，以陸軍屬身份來台，曾參與過陸軍路（現省道）的台車線鋪設。後來通過文官考試（1902），歷任總督府財政局、蕃務本署、土木局書記等工作，於1920調任新竹州中壢郡郡守，當時的官等為七等六級勳六，年薪2,000圓[37]。1922年調任新竹街長，正七位勳六，特別註明「奏任待遇」[38]，同時間，香山庄長為張式穀。

      
圖11：竹街圖館長藏田壽吉

資料來源：頁66，《新竹大觀》、《總督府圖書館概覽》

州圖首任館長田代彥二為身奈川縣人，出生於日治始政元年的1895年12月，在台灣就學，於1914年3月畢業於台灣總督府中學校第二部（五年制）的第七屆[39]，亦為另類灣生（在台灣就學的日籍學生），1921年起陸續任職於總督府與高雄州的警政單位，1924年總督府地方理事官身份調任新竹州桃園郡郡守（當時的桃園街長為簡朗山），隔年再調任州教育課長，成為首任州圖館長。

表6：新竹州圖歷任館長（含街圖）

資料來源：總督府一覽，各期，作者整理。國史館台灣文獻館數位資料庫[42]。

表4與圖10中，最後的州圖團隊（1942-1945）包括沼尻元一（館長）田中一郎（主事）龜井 和（囑託）及黃煥南（雇員）。沼尻元一（1911-?）為茨城縣筑波郡人，1940年畢業於中央大學法學部（圖10之成績單），同年高考及格，歷任鐵道省書記、樺太廳內務部、拓務省殖產局農林課，於1941年調任台灣總督府專賣局擔任書記兼拓務省（屬），後調任總督府地方理事官，擔任新竹州的文官懲戒委員會委員與巡查委員，1942年調任新竹州教育課長，兼任新竹州圖館長，成為末代館長。

 
圖12：沼尻元一履歷表（親筆）與中央大學成績單

資料來源：國史館台灣文獻館[43]

主事的田中一郎，從1920-1928年間都在新竹州的公學校 擔任教諭兼訓導，1928年起調任州廳教育課擔任視學（督學），之後以教育課社會事業主事的身分於1931-1934年間支援州圖，1934-1936年間調去州內的中壢農村學校任教，之後又回州內務部教育課，以地方理事官的職稱再去州圖工作，但成為「待遇職員」（由地方支薪，薪水較高），和五位館長共事過，直到日本終政（相對於始政），在1945年的官報中其登載的最後職稱為：地方技師社會教育官。

龜井和以囑託的身份在州圖服務（1939-1945），囑託是屬於特約或特聘的臨時工作，待遇甚至可以比照特任官，依州官民職員錄的資料，龜井和在1939年時每月薪水85圓，從七位、勳六，到了1944年，薪水升為120圓[44]。他於1912來台就讀總督府國語學校公學師範部就讀，拿到了甲種公學校教諭免許（執照，教台灣學生）之後，先後新竹州的多所公學校任教。 1924年之後歷任鶴岡、香山、草山（現北埔國小）、頭分公學校的校長（奏任官七等）[45]。1937年校長退任之後，就到新竹州州圖服務，和田中一郎為圖書館主要的工作人員，龜井和先在州圖工作，之後又捐書給州圖，特別有脈絡[46]。

雇員黃煥南為新竹在地人，擔任出納手，在出納台負責借還書手續，並到書庫拿書， 黃在最後兩任館長時期工作（1941-1945），月薪由22增加到35圓，惟比其正職仍是低薪，例如圖10中「隔壁」的龜井和囑託的月薪為120圓。但是，黃煥南（1922-2003）卻是當年「竹社」新竹調的傳人之一[47]，也就是號稱「新竹現代詩宗」蘇子建（1929-2019）的吟詩夥伴[48]。黃字景星，新竹北門人氏，少有才名，漢文師承竹北曾秋濤，後經劉彥甫（1917-2006）推薦加入原「竹社」，後來也參加了新「竹社」：新竹市竹社理事會的籌備會，並擔任首屆理事[49]。州圖的台籍雇員還有謝玉灶、鄭金桶、翁化汆，其中翁化汆任職最久，歷經四任館長，而曾和翁同為雇員的也有日籍者如前田貞子、北野嘉重等人。北野嘉重也是公學校校長退休後成為州圖雇員（1932-1938），但仍保留其正七勳七的位階，成為特別的校長級雇員（月薪70圓）。另外，如是「傭」級，如前述的出納手蔡石國、蔡石福等，就不會出現在職員錄之中，顯見應有不少台籍人士曾經於州圖工作過。

圖13 : 新竹州圖最後的團隊

資料來源：頁97，1944，《台灣總督府及所屬官署職員錄》。作者翻拍

依1930年制定的11條《新竹州立新竹圖書館「圖書だより」發行規程》（通訊）》，第二條明定發刊時間：每月10、20、月底發行三次，第三條明定項目內容，包括封面、時報（圖書館消息）、特殊圖書介紹、新書介紹、圖書相談部、讀者欄等六大項，第5-10條規範了編輯事宜，包括推薦「特殊圖書介紹」的撰寫人等[50]，如表5。依此竹州圖於1930年（昭和五年）10月30日創刊，並持續發行到第108期止。類似者如台中州圖的《圖書館報》（1931年7月10日創刊，每月10日發行之月刊）。不過總督府圖書館則是由台北放送局自1929年4月起，每週五播出「圖書館News」，介紹優良圖書與相關活動[51]。

表7中呈現了前15期的特殊圖書介紹，發行規程本意為由編輯委員會推薦專家學者（主編）來撰文介紹同一類的書2-3本，可惜後來變成沒有主編，「特殊圖書介紹」的項目下直接介紹一兩本書，和新書介紹項目雷同，例如11、12、13期已沒有該項主編 。在表5中的11人次主編，7人次為學校校長或教師（3位校長、2位教諭），三位為新竹州官員，一位為總督府圖書館山中館長。學校校長或教師之中，新竹中學大木俊九郎校長（任期：1922-1932）與森貞作教諭（在校期間：1923-1935）各主編兩次。大木俊九郎校長主編創刊號的「教育欶語」及第8號的「偉人傳記」，而森貞作教諭主編第9與10號的 「台灣歷史文獻」。新竹高女也出動了塚本清吉校長（任期：1924-1936）與江頭乙治教諭（在校期間：1925-1943）擔任主編：「年末年始」與「體育」。還有新竹女子公學校校長仲田雅男（任期：1928-1932）一口氣介紹了12本國語、藝術等教育的書。還有三位新竹州的官員擔任主鳊，新竹州勸業課與農事試驗場地方技師島田彌市（任期：1922-1932）負責「柑橘蔬菜」的專書介紹，地方課長青木健一（任期：1930-1932）主編「地方自治」圖書，新竹州勸業課技士藁科正忠則介紹「茶」的專書，他也是州圖的捐書人[52]。唯一一位州外者為總督府圖書館山中樵館長，特別協助推介「青年團」之相關圖書。下一段以創刊號的特殊圖書介紹為例說明之。

表7：新竹州圖《圖書館だより》特殊圖書介紹例

資料來源：《圖書館だより》各號，作者整理。

創刊號中的特殊圖書介紹主編為大木俊九郎（1879-1967），當時為新竹中學校校長（任期1922-1932：通稱台灣公立中學校長），且是創校首任校長。大木畢業於東京帝大文科（1903），先在本土各地的中學任教，1921年來台在台中商業學校（現台中科大）擔任教諭兼代理校長，隔年受新竹州知事常吉德壽之聘到竹中擔任校長，推動劍道、辯論、游泳、越野賽跑，但不支持棒球，強調德、智、體三育並進的教育理念。任內完成校長宿舍，現通稱辛志平故居的市定古蹟[53]。1932年還曾以「香取の餘光」之文獲選尋常小學國語讀本補充教材，並獲獎勵金[54]。

創刊號的首次特殊圖書介紹主題為教育勅語，欶語指的是天皇或皇室所提出的教育訓示或理念，「教育勅語」則特別指稱明治天皇於1890年10月30日所提出近代日本的教育方針（圖5），全文315字，將國民道德作為教育的基本理念，接續1879年的「教學聖旨」與1882的「幼學綱要」。「教育勅語」提出了12項的「德目」如父母孝行、朋友相信、兄弟二友、夫婦相和、博愛、知能啟發等[55]。

圖14：明治天皇的「教育勅語」與戊申詔書

資料來源：Wiki Commons、亞歷[56]

為此主編大木校長介紹了相關的五本書，其中三本為當年（1930）出版的，四本書的書名就有教育勅語，第一本書的作者亘理章三郎（1873-1946）為日本國民道德教育的權威學者，歷任日本大學、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現筑波大）、東京商科大學、東京文理科大學教授、囑託（特約教授）與文部省視學委員（督學）等職，一生著作等身，共出版45本專書與6本教科書。專書題目中有教育勅語者就有六本書，如果加上戊申詔書與其它勅語，就超過10本了[57]。其著作《教育勅語と學校教育》在表5介紹的五本書之中，單價最高（4.8圓），厚達757頁，由此再延伸至各種教科書，特別是修身類。但集大成的書為1934年出版之604頁《教育勅語釋義全書》，目前在古書市場售價2萬日元。兩本書皆由中文館書店出版，後來作者陸續再由中文館書店出版《日本魂の研究》（1943）。該書店也出版了《臺灣全誌》，藤崎濟之助，（東京：中文館書店，1928年1月）。

中文館書店原位於東京市神田區表神保町10，因遇關東大震災而遷至牛込區辯天町174，原址成為印刷所文成社，附近還有美術用品社文房堂、東京堂書店、丸善書店神田支店、同文館書店、文會堂書店、天大社書店、光榮館旅館、東京保姆養成所等。而最有感的是，1920年創刊的《臺灣青年》其社址也在附近：東京市神田區表神保町10番ろ之10號[58]。

表8的最後一本書的書名出現了「戊申詔書」（圖5），其為1908年10月14日由官報發佈的明治天皇詔書，亦為國民道德之理念，並由此展開地方改良運動（社造運動的遠因）。別稱勤儉詔書、國運發展詔書[59]。可謂教育勅語為齊家，戊申詔書為治國了。不過，教育勅語後來神格化且被日本軍國主義所利用，戰後的1948年6月19日，教育勅語因有違憲而在眾議院被廢止[60]。

表8：新竹州圖「圖書だより」創刊號之特殊圖書介紹例：教育勅語

依1971年的《新竹縣立圖書館概況》，可見到當時圖書館的配置圖，州圖的事務室成為縣圖的館長室、特別室成為文獻委員會，黃旺成（1888-1978）曾於1952年擔任主委，可知州圖之前（閱覽者）與之後（工作者），黃旺成都是州圖的歷史人物了。另外，報紙閱覽區移至兒童閱覽室、兒童書庫成為辦公室。最大的差別為圖中的大門與圍牆（內有停車場）（圖15），那是在1970年興建，為了隔離東門市場拆除後攤販的干擾。

 圖15：縣圖時的配置圖

資料來源：頁39，1971，《新竹縣立圖書館概況》[62]。

至於藏書數量，由1942年州圖的24,209冊經過接收，由市圖轉縣圖，藏書轉變如下表，其中州圖時期大分為和漢（含中文書）與洋書（歐美各國），接收之後的反日情結加上民族主義，當然開始採購中文書，而日文書則消極處理（註銷、銷燬、禁書、封存），以致和漢消長：漢書增、和書減。隨著時代轉變，日治時期圖書也和日治時期建築一樣的成為文化資產，特別是圖書中的圖書章、捐書章更展現了圖書的「生命史觀」。

表9：州圖之後的藏書變化

 資料來源：頁15-16，1971，《新竹縣立圖書館概況》。

由表9可知，藏書中的中文書大量增加，由三位數到五位數，洋文書一樣是三位數，但已接近1,000本，只有日文書減少，合乎當時的政治情勢。因此，總藏書量也從市圖的1.5萬規模到1970年的四萬餘冊，這和當時的圖書費增加亦有關係，例如1948年未編圖書費、1950年的二萬到1970年的五萬等。特別的是，1948年的市圖館預算仍然是舊台幣，因此達499,620元。

表 10：州圖之後

表10中，1984年新竹縣府標售原州圖書館，而由新光人壽得標（圖15），當然圖書也隨之流離失所，以封存的方式被對待。1990年7月17日，當中研院的張炎憲教授至縣圖探查這批4,800餘冊堆置的州圖圖書時，當時縣圖坦承：無人力與經費來整理這些書籍。從表9中，州圖藏書由1970年的15,292冊到1990年的4,800冊，20年間損失了超過1萬本的日文圖書，以「館藏（書）兩失」來形容當時的情境亦不為過。

「搶救州圖」成為新竹文史界的關鍵詞，1998年12月29日，新竹州圖被指定為市定古蹟（當時市長為蔡仁堅），地主新光人壽控告縣政府，縣政府敗訴（誤導該區為商業區），判賠償新光1億餘元。

  
圖15   : 出售後與修復後

資料來源：Wiki Commons

在修復工程之前，新竹市文化局於2015年委託北藝大建築與文資研究所進行調查研究，提出了《市定古蹟新竹州圖書館調查研究暨修復再利用計畫成果報告書》。在此基礎上，修繕工程在新竹市政府與新光人壽的合意下展開公私協力（PPP）修復工程，中央補助3,680萬，新竹市府自籌1,314萬，新光人壽負擔262萬元加上全館的空調系統，並於2018年6月 3日開工。修繕之基本原則為：原貌修復、保留舊設備並恢復功能（36年消失的功能）、引入現代防火/防蟲新技術，期望有朝一日仍可以恢復圖書館或書店的功能，及有了書香，再搭配茶香、咖啡香以及老建築的古色古香[63]。並融入舊城區的歷史建築群，如東門城、護城河、新竹州廳（2006年修復）、新竹市役所（新竹街役場、現美術館）、育樂館（現國民戲院，影像博物館）、新竹車站、州警察局、新竹州警務部長宿舍、新竹信用組合（第一信用合作社）、專賣局新竹支局等。修復工程於2020年9月完工，再配合台灣設計展於同年10月至2021年3月短暫開放（圖15）。

新竹州圖的入口門楣正上方處，鑲有圓月造型的十六瓣八重表菊章（菊の御紋），象徵日本皇室（連結了1923年東宮行啟而來的竹州圖紀念事業），左右兩旁刻有一對飛揚的翅膀加上火炬（啟迪與希望）、莨苕（智慧與藝術）等飾紋環繞，整體而言象徵著生生不息與智慧真理[64]，用在圖書館就引申出：掌握知識就能飛翔而增長智慧、探索真理、照亮社會、帶來希望。

此外，在1930年《新竹大觀》中的州圖，有其木製招牌（圖6），上有正式名稱：新竹州立新竹圖書館，並未出現如修復後之大門上方處之「新竹州圖書館」之稱呼，1930年時其為一幅水泥浮雕（圖16）。一般而言，日治時期不會採用簡稱在正式館舍上，值得進一步探討，免得修復後造成「古蹟變新蹟」。

 圖16：州圖的入口門楣的象徵意像浮雕

資料來源：頁142，《市定古蹟新竹州圖書館調查研究暨修復再利用計畫成果報告書》

州圖作為市定古蹟的硬體修復了，過去也在政權轉移後經歷了市立與縣立圖書館，也曾達到近四萬的藏書，但是州圖原先內容的日籍圖書，是否也該呼應硬體的市定古蹟而成為圖書文化資產：軟硬兼顧。這批日籍圖書由在州圖時期（1943）的24,049冊到市圖（1948）與縣圖（1950）的15,104冊。1982年因縣市分離及1984年的拍賣州圖，這批日籍圖書也面臨顛沛流離的命運，經歷水淹、蟲害、堆置、註銷、交換、轉送。1990年7月，中研院張炎憲教授前來探查州圖圖書，經清查剩4,800冊。之後縣史館亦挑選收藏約600本圖書，並已數位化276本，包括《新竹州時報》，而在原總督府圖書館（現台灣圖書館）亦藏有部份州圖圖書，並出現在其數位日治圖書庫之中。

2013年7月，原州圖日文舊籍3,861冊由新竹縣文化局捐贈給國史館台灣文獻館，離家134公里。新竹文史工作者與民間團體展開「州圖圖書回家運動」的討論與行動。直到2022年7月，作者赴國史館台灣文獻館探訪該批藏書，館方先借出五本供閱覽，並開始進行圖書章調查研究。之後透過新竹縣文化局李安妤局長及新竹市文化局張馨之局長之合作，縣文獻字第1113899173號函正式委託作者有系統的探訪（圖16），原則按捐贈清單順序，每次100冊，每次並針對特別的圖書章與捐書人書寫文章（表）。探訪持續進行中，第三次（2022年12月21日）並邀蔡仁堅前市長前往探查（圖17）。

 圖16：申請閱覽新竹州圖圖書公文函

表11：我書故我在新竹州圖系列

 圖17：和蔡前市長一起探訪州圖圖書（中間書車）

拜資料庫風起雲湧之賜，得知台南市立圖書館藏有日籍圖書16,218冊，並設有日籍圖書藏書庫，經查詢得知該館藏有《新竹州立新竹圖書館一覽》原件各年度五冊（圖18），該一覽皆為一長頁式（圖19）。寄送者就是州圖（捐贈章）。

圖18: 《新竹州立新竹圖書館一覽》原件

圖19：長頁式《新竹州立新竹圖書館一覽》

新竹州圖之日籍圖書，最大一批為捐贈國史館台灣文獻館的3,861冊，離家134公里。新竹文史工作者與民間團體展開「州圖圖書回家運動」，除了繼續探訪、調查、研究之外，在地的民間團體竹塹文教基金會也期許另一梯次的公私協力，協助復刻如上述的《新竹州立新竹圖書館一覽》及數位化州圖圖書等。更期望2025年新建的新圖書館，能納入回家的「州圖文庫」：我書故我在，供後人緬懷。

[49] 武麗芳，2017，《從傳統到現代-新竹地區詩社研究 》，玄奘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博士論文。

頁324，黃煥南（景星）曾於1972、1974、1978、1981、1983與1984參加了澹竹蓮三社擊鉢活動，1984年那一次還是在新竹市東門市場三樓舉行。